9月27日，美國共和黨推出一項據稱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減稅”的全面稅法改革計劃。這項新計劃的核心，就是要將美國公司稅稅率從35%下調至20%。這個20%的新稅率，已經低于全球工業化國家22.5%的平均水平。

力主推行該項新稅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降低公司稅稅率是“一項革命性改變”，而“隨著就業崗位開始涌入美國，隨著公司開始爭奪美國勞動力，隨著工資繼續增長，最大贏家將是中產階層工人?！?

在筆者看來，姑且不論該計劃最終的最大贏家，是不是美國的中產階層工人，從表面上看，它是美國針對國內經濟問題所推出的一項重磅改革計劃。深層次來看，其既是美國實現“再工業化”計劃的具體步驟，更是美國實現“再偉大”戰略的具體策略。

而且，這預示著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由軍事競爭、地緣政治競爭、價值觀競爭等回歸了最為基礎的競爭——經濟競爭；或者明確地說，是制造業競爭能力和發展能力的全面競爭。

當然，這不是說美國就放棄了利用地緣政治和價值觀等方面的競爭策略，而是在不放棄既有戰略競爭策略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的國家優勢強項，制定了新的戰略競爭策略。

針對處于全面崛起階段的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近年來展開了全方位的戰略競爭。但是，中國經濟規模的持續壯大、所堅持的“互利共贏”模式，對外開放戰略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自愿巨大貢獻，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國針對中國所實施的一系列戰略競爭的效果。

而且，美國針對中國的這些戰略競爭舉措，既消耗了自身的相當物力財力，也暴露和放大了自身的諸多弱點，削弱了美國價值觀和美式民主體制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動搖了美國最引以為傲的全球軟實力。

中美這兩個價值觀體系和發展模式不同的國家，均向國內民眾以及全球各國民眾所做的一個潛在承諾：國家制度的合理性是構建在國家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基礎之上，構筑于普通民眾所能分享共享發展成果的政治體系之上，而非孤立于經濟發展能力以及民眾獲得感之外。

換而言之，作為全球最有影響力和領導力的中美兩個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應該是為全球各國提供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示范能力，提供社會制度公共產品的能力。倘如某國的經濟發展能力出現了問題，這就隱含地意味著該國既有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可能就難以再具有說服力和示范力。因此，從這層意義上來看，經濟發展能力實質上是決定國家價值觀和軟實力的基礎性因素。

事實上，美國已經意識到偏離了經濟發展能力、偏離制造業這個戰略競爭邏輯核心的代價。美國在自己的資本家和跨國公司所主導和推動的全球化體系下，由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貿易和分工收益，卻無法在國內實現均等化的重新分配，以工人為主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和工資增幅空間受到創造性破壞，中產階層所面臨的一系列生存和發展困局，成為美國當今社會最為突出的發展問題。

美國既有的政治體制格局根本無法撼動，各種利益集團日益固化的強力約束條件，使其高度認識到制造業對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基礎性作用。最為激勵相容的改革策略，就是針對企業家和富人們進行減稅，通過對既有的全球化體系的重構，通過刺激美國制造業在全球的重新崛起，恢復美國在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進而來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

很顯然，美國即將推出的減稅政策，對于依靠“制造業立國”“制造業強國”的中國而言，必然會造成直面的競爭格局，達到“一石二鳥”的戰略實施效果，既壓制了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和壯大空間，又解決了美國國內工人中產階層的工作崗位和收入增加問題。由此，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就轉入了經濟競爭，或者具體來說以制造業競爭所主導的新格局。

制度和機制體制改革競爭

正是認識到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競爭，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和基礎所在，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就轉入了由制造業競爭主導的經濟競爭新格局。而主導格局的轉變和強化，并不是說制度競爭或價值觀競爭的弱化或消滅，相反，經濟競爭背后的終極因素，仍然是機制體制競爭。具體來說，就是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能力和動力競爭，是最為攻堅克難的制度改革競爭。

當今世界，無論是哪個國家，面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快速變化態勢以及產業和創新大變革時期的到來，如果無法對既有的社會制度和行政體制進行相應的快速變革，就無法占據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也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就這個視角來看，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背后所凸顯的是兩國進入了制度競爭的特定階段。

這個制度競爭的特定階段，可以將之理解為中美兩國進入了針對國內基礎設施問題，和重大發展問題的制度變革和機制體制改革的全面競賽階段。誰更善于推進制度變革和機制體制改革，誰更善于激發和利用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的活力和動力，誰就可以搶占經濟發展的領先地位以及產業發展的制高點。

最近，針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真實稅負水平究竟是否過高的問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在我們看來，理解中國制造業所承擔的各種稅收和費用負擔總體水平，在全球來看究竟高不高的關鍵，不僅僅在于中國宏觀稅負水平與全球主要國家的比較方面，而是要依據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創造能力以及稅負結構的比較方面。

一方面，2014年至2016年中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9.1%，低于世界38.8%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創造能力，顯然要低于主要發達國家。這就造成中國制造業的附加值創造能力與真實稅負水平之間突出的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與中國制造業最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美國相比，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再加上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五個百分點，總計40%的稅負水平。

美國在沒有利潤的情形下就不需要交企業所得稅，而中國制造業企業25%的增值稅，無論企業盈利與否都必須上交，因此，中國既有的增值稅制度和稅負結構，必然不利于制造業企業。我們的實地調查顯示，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真實稅負（包括各種費）水平平均在40%至50%之間。由于國有企業以及上市企業受到的各種政府補貼相對集中，真實稅負水平相對較低，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真實稅負水平相對就更高。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公司稅稅率從35%下調至20%，就必然會對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造成極大的負面沖擊，對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就必然會造成無法忽略的多方面的競爭，甚至阻礙效應。

然而，美國的稅法改革計劃恰恰切中了中國當前機制體制的弱點和要害，這對于中國而言，既是無法回避的重大經濟發展風險，也是必須克服的最大制度改革挑戰。直面來自美國全面減稅的巨大壓力，問題的關鍵是，中國能否實現相應的全面減稅計劃？

需要認清的客觀現實是，中國的減稅計劃，必然會面臨一系列機制體制因素以及制度性因素的巨大鉗制。這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有測算認為，2014年中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就高達6400萬人以上，財政供養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約為1：23，已經達到甚至超過某些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如此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員規模，以及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對稱的財政供養人員負擔水平，必然會導致財政支出的長期性剛性特征，也就必然會導致稅收收入的剛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偏好于使用政府財政資金，作為產業政策的主要實施工具，這就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各級政府稅收支出以及收入的剛性特征。

因此，美國計劃推出的全面減稅政策所產生的巨大壓力，就必然會傳導到中國的機制體制改革方面，傳導到中國最為根本的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的認識和改革方面，成為倒逼中國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約束政府對微觀經濟諸多不當干預行為的重要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國提出的全面減稅計劃，表面上是國內的一項經濟改革政策，實質上謀求的是全球經濟競爭優勢，最終體現的是國家制度變革能力和動力的競爭?！耙皇て鹎永恕?，面對美國最近一系列帶有“美國優先”“美國例外”印記的咄咄逼人的競爭策略，別的國家肯定不會袖手旁觀，束手待斃。

美國所推出的全面減稅計劃，不僅僅會對中國造成影響，也很有可能會誘發全球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減稅浪潮。因此，全球就必然會被美國帶入減稅競爭的軌道之中，最終被導入制度改革競爭的軌道之中。

從美國自身的制度改革來看，持久存在和逐步加大的貧富分化、高福利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利益集團固化等一系列難題和困局，在短期內顯然難以改變。這就預示著美國全面減稅計劃背后所涉及的制度改革和機制體制改革，必然障礙重重，成敗難料。

即便這樣，美國已經點燃了全球新一輪經濟競爭的狼煙，開啟了全球新一輪制度改革競賽的序幕。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主動改革的國家，才會立于不敗之地，才會是最后的贏家。

美國提出的全面減稅計劃，表面上是國內的一項經濟改革政策，實質上謀求的是全球經濟競爭優勢，最終體現的是國家制度變革能力和動力的競爭。

9月27日，美國共和黨推出一項據稱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減稅”的全面稅法改革計劃。這項新計劃的核心，就是要將美國公司稅稅率從35%下調至20%。這個20%的新稅率，已經低于全球工業化國家22.5%的平均水平。

力主推行該項新稅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降低公司稅稅率是“一項革命性改變”，而“隨著就業崗位開始涌入美國，隨著公司開始爭奪美國勞動力，隨著工資繼續增長，最大贏家將是中產階層工人?！?

在筆者看來，姑且不論該計劃最終的最大贏家，是不是美國的中產階層工人，從表面上看，它是美國針對國內經濟問題所推出的一項重磅改革計劃。深層次來看，其既是美國實現“再工業化”計劃的具體步驟，更是美國實現“再偉大”戰略的具體策略。

而且，這預示著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由軍事競爭、地緣政治競爭、價值觀競爭等回歸了最為基礎的競爭——經濟競爭；或者明確地說，是制造業競爭能力和發展能力的全面競爭。

當然，這不是說美國就放棄了利用地緣政治和價值觀等方面的競爭策略，而是在不放棄既有戰略競爭策略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的國家優勢強項，制定了新的戰略競爭策略。

針對處于全面崛起階段的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近年來展開了全方位的戰略競爭。但是，中國經濟規模的持續壯大、所堅持的“互利共贏”模式，對外開放戰略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自愿巨大貢獻，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國針對中國所實施的一系列戰略競爭的效果。

而且，美國針對中國的這些戰略競爭舉措，既消耗了自身的相當物力財力，也暴露和放大了自身的諸多弱點，削弱了美國價值觀和美式民主體制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動搖了美國最引以為傲的全球軟實力。

中美這兩個價值觀體系和發展模式不同的國家，均向國內民眾以及全球各國民眾所做的一個潛在承諾：國家制度的合理性是構建在國家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基礎之上，構筑于普通民眾所能分享共享發展成果的政治體系之上，而非孤立于經濟發展能力以及民眾獲得感之外。

換而言之，作為全球最有影響力和領導力的中美兩個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應該是為全球各國提供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示范能力，提供社會制度公共產品的能力。倘如某國的經濟發展能力出現了問題，這就隱含地意味著該國既有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可能就難以再具有說服力和示范力。因此，從這層意義上來看，經濟發展能力實質上是決定國家價值觀和軟實力的基礎性因素。

事實上，美國已經意識到偏離了經濟發展能力、偏離制造業這個戰略競爭邏輯核心的代價。美國在自己的資本家和跨國公司所主導和推動的全球化體系下，由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貿易和分工收益，卻無法在國內實現均等化的重新分配，以工人為主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和工資增幅空間受到創造性破壞，中產階層所面臨的一系列生存和發展困局，成為美國當今社會最為突出的發展問題。

美國既有的政治體制格局根本無法撼動，各種利益集團日益固化的強力約束條件，使其高度認識到制造業對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基礎性作用。最為激勵相容的改革策略，就是針對企業家和富人們進行減稅，通過對既有的全球化體系的重構，通過刺激美國制造業在全球的重新崛起，恢復美國在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進而來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

很顯然，美國即將推出的減稅政策，對于依靠“制造業立國”“制造業強國”的中國而言，必然會造成直面的競爭格局，達到“一石二鳥”的戰略實施效果，既壓制了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和壯大空間，又解決了美國國內工人中產階層的工作崗位和收入增加問題。由此，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就轉入了經濟競爭，或者具體來說以制造業競爭所主導的新格局。

制度和機制體制改革競爭

正是認識到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競爭，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和基礎所在，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就轉入了由制造業競爭主導的經濟競爭新格局。而主導格局的轉變和強化，并不是說制度競爭或價值觀競爭的弱化或消滅，相反，經濟競爭背后的終極因素，仍然是機制體制競爭。具體來說，就是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能力和動力競爭，是最為攻堅克難的制度改革競爭。

當今世界，無論是哪個國家，面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快速變化態勢以及產業和創新大變革時期的到來，如果無法對既有的社會制度和行政體制進行相應的快速變革，就無法占據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也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就這個視角來看，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背后所凸顯的是兩國進入了制度競爭的特定階段。

這個制度競爭的特定階段，可以將之理解為中美兩國進入了針對國內基礎設施問題，和重大發展問題的制度變革和機制體制改革的全面競賽階段。誰更善于推進制度變革和機制體制改革，誰更善于激發和利用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的活力和動力，誰就可以搶占經濟發展的領先地位以及產業發展的制高點。

最近，針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真實稅負水平究竟是否過高的問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在我們看來，理解中國制造業所承擔的各種稅收和費用負擔總體水平，在全球來看究竟高不高的關鍵，不僅僅在于中國宏觀稅負水平與全球主要國家的比較方面，而是要依據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創造能力以及稅負結構的比較方面。

一方面，2014年至2016年中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9.1%，低于世界38.8%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創造能力，顯然要低于主要發達國家。這就造成中國制造業的附加值創造能力與真實稅負水平之間突出的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與中國制造業最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美國相比，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再加上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五個百分點，總計40%的稅負水平。

美國在沒有利潤的情形下就不需要交企業所得稅，而中國制造業企業25%的增值稅，無論企業盈利與否都必須上交，因此，中國既有的增值稅制度和稅負結構，必然不利于制造業企業。我們的實地調查顯示，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真實稅負（包括各種費）水平平均在40%至50%之間。由于國有企業以及上市企業受到的各種政府補貼相對集中，真實稅負水平相對較低，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真實稅負水平相對就更高。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公司稅稅率從35%下調至20%，就必然會對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造成極大的負面沖擊，對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就必然會造成無法忽略的多方面的競爭，甚至阻礙效應。

然而，美國的稅法改革計劃恰恰切中了中國當前機制體制的弱點和要害，這對于中國而言，既是無法回避的重大經濟發展風險，也是必須克服的最大制度改革挑戰。直面來自美國全面減稅的巨大壓力，問題的關鍵是，中國能否實現相應的全面減稅計劃？

需要認清的客觀現實是，中國的減稅計劃，必然會面臨一系列機制體制因素以及制度性因素的巨大鉗制。這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有測算認為，2014年中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就高達6400萬人以上，財政供養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約為1：23，已經達到甚至超過某些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如此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員規模，以及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對稱的財政供養人員負擔水平，必然會導致財政支出的長期性剛性特征，也就必然會導致稅收收入的剛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偏好于使用政府財政資金，作為產業政策的主要實施工具，這就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各級政府稅收支出以及收入的剛性特征。

因此，美國計劃推出的全面減稅政策所產生的巨大壓力，就必然會傳導到中國的機制體制改革方面，傳導到中國最為根本的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的認識和改革方面，成為倒逼中國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約束政府對微觀經濟諸多不當干預行為的重要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國提出的全面減稅計劃，表面上是國內的一項經濟改革政策，實質上謀求的是全球經濟競爭優勢，最終體現的是國家制度變革能力和動力的競爭?！耙皇て鹎永恕?，面對美國最近一系列帶有“美國優先”“美國例外”印記的咄咄逼人的競爭策略，別的國家肯定不會袖手旁觀，束手待斃。

美國所推出的全面減稅計劃，不僅僅會對中國造成影響，也很有可能會誘發全球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減稅浪潮。因此，全球就必然會被美國帶入減稅競爭的軌道之中，最終被導入制度改革競爭的軌道之中。

從美國自身的制度改革來看，持久存在和逐步加大的貧富分化、高福利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利益集團固化等一系列難題和困局，在短期內顯然難以改變。這就預示著美國全面減稅計劃背后所涉及的制度改革和機制體制改革，必然障礙重重，成敗難料。

即便這樣，美國已經點燃了全球新一輪經濟競爭的狼煙，開啟了全球新一輪制度改革競賽的序幕。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主動改革的國家，才會立于不敗之地，才會是最后的贏家。

美國提出的全面減稅計劃，表面上是國內的一項經濟改革政策，實質上謀求的是全球經濟競爭優勢，最終體現的是國家制度變革能力和動力的競爭。

9月27日，美國共和黨推出一項據稱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減稅”的全面稅法改革計劃。這項新計劃的核心，就是要將美國公司稅稅率從35%下調至20%。這個20%的新稅率，已經低于全球工業化國家22.5%的平均水平。

力主推行該項新稅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降低公司稅稅率是“一項革命性改變”，而“隨著就業崗位開始涌入美國，隨著公司開始爭奪美國勞動力，隨著工資繼續增長，最大贏家將是中產階層工人?！?

在筆者看來，姑且不論該計劃最終的最大贏家，是不是美國的中產階層工人，從表面上看，它是美國針對國內經濟問題所推出的一項重磅改革計劃。深層次來看，其既是美國實現“再工業化”計劃的具體步驟，更是美國實現“再偉大”戰略的具體策略。

而且，這預示著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由軍事競爭、地緣政治競爭、價值觀競爭等回歸了最為基礎的競爭——經濟競爭；或者明確地說，是制造業競爭能力和發展能力的全面競爭。

當然，這不是說美國就放棄了利用地緣政治和價值觀等方面的競爭策略，而是在不放棄既有戰略競爭策略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的國家優勢強項，制定了新的戰略競爭策略。

針對處于全面崛起階段的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近年來展開了全方位的戰略競爭。但是，中國經濟規模的持續壯大、所堅持的“互利共贏”模式，對外開放戰略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自愿巨大貢獻，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國針對中國所實施的一系列戰略競爭的效果。

而且，美國針對中國的這些戰略競爭舉措，既消耗了自身的相當物力財力，也暴露和放大了自身的諸多弱點，削弱了美國價值觀和美式民主體制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動搖了美國最引以為傲的全球軟實力。

中美這兩個價值觀體系和發展模式不同的國家，均向國內民眾以及全球各國民眾所做的一個潛在承諾：國家制度的合理性是構建在國家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基礎之上，構筑于普通民眾所能分享共享發展成果的政治體系之上，而非孤立于經濟發展能力以及民眾獲得感之外。

換而言之，作為全球最有影響力和領導力的中美兩個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應該是為全球各國提供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示范能力，提供社會制度公共產品的能力。倘如某國的經濟發展能力出現了問題，這就隱含地意味著該國既有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可能就難以再具有說服力和示范力。因此，從這層意義上來看，經濟發展能力實質上是決定國家價值觀和軟實力的基礎性因素。

事實上，美國已經意識到偏離了經濟發展能力、偏離制造業這個戰略競爭邏輯核心的代價。美國在自己的資本家和跨國公司所主導和推動的全球化體系下，由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貿易和分工收益，卻無法在國內實現均等化的重新分配，以工人為主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和工資增幅空間受到創造性破壞，中產階層所面臨的一系列生存和發展困局，成為美國當今社會最為突出的發展問題。

美國既有的政治體制格局根本無法撼動，各種利益集團日益固化的強力約束條件，使其高度認識到制造業對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基礎性作用。最為激勵相容的改革策略，就是針對企業家和富人們進行減稅，通過對既有的全球化體系的重構，通過刺激美國制造業在全球的重新崛起，恢復美國在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進而來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

很顯然，美國即將推出的減稅政策，對于依靠“制造業立國”“制造業強國”的中國而言，必然會造成直面的競爭格局，達到“一石二鳥”的戰略實施效果，既壓制了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和壯大空間，又解決了美國國內工人中產階層的工作崗位和收入增加問題。由此，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就轉入了經濟競爭，或者具體來說以制造業競爭所主導的新格局。

制度和機制體制改革競爭

正是認識到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競爭，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和基礎所在，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就轉入了由制造業競爭主導的經濟競爭新格局。而主導格局的轉變和強化，并不是說制度競爭或價值觀競爭的弱化或消滅，相反，經濟競爭背后的終極因素，仍然是機制體制競爭。具體來說，就是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能力和動力競爭，是最為攻堅克難的制度改革競爭。

當今世界，無論是哪個國家，面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快速變化態勢以及產業和創新大變革時期的到來，如果無法對既有的社會制度和行政體制進行相應的快速變革，就無法占據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也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就這個視角來看，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背后所凸顯的是兩國進入了制度競爭的特定階段。

這個制度競爭的特定階段，可以將之理解為中美兩國進入了針對國內基礎設施問題，和重大發展問題的制度變革和機制體制改革的全面競賽階段。誰更善于推進制度變革和機制體制改革，誰更善于激發和利用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的活力和動力，誰就可以搶占經濟發展的領先地位以及產業發展的制高點。

最近，針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真實稅負水平究竟是否過高的問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在我們看來，理解中國制造業所承擔的各種稅收和費用負擔總體水平，在全球來看究竟高不高的關鍵，不僅僅在于中國宏觀稅負水平與全球主要國家的比較方面，而是要依據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創造能力以及稅負結構的比較方面。

一方面，2014年至2016年中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9.1%，低于世界38.8%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創造能力，顯然要低于主要發達國家。這就造成中國制造業的附加值創造能力與真實稅負水平之間突出的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與中國制造業最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美國相比，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再加上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五個百分點，總計40%的稅負水平。

美國在沒有利潤的情形下就不需要交企業所得稅，而中國制造業企業25%的增值稅，無論企業盈利與否都必須上交，因此，中國既有的增值稅制度和稅負結構，必然不利于制造業企業。我們的實地調查顯示，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真實稅負（包括各種費）水平平均在40%至50%之間。由于國有企業以及上市企業受到的各種政府補貼相對集中，真實稅負水平相對較低，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真實稅負水平相對就更高。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公司稅稅率從35%下調至20%，就必然會對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造成極大的負面沖擊，對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就必然會造成無法忽略的多方面的競爭，甚至阻礙效應。

然而，美國的稅法改革計劃恰恰切中了中國當前機制體制的弱點和要害，這對于中國而言，既是無法回避的重大經濟發展風險，也是必須克服的最大制度改革挑戰。直面來自美國全面減稅的巨大壓力，問題的關鍵是，中國能否實現相應的全面減稅計劃？

需要認清的客觀現實是，中國的減稅計劃，必然會面臨一系列機制體制因素以及制度性因素的巨大鉗制。這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有測算認為，2014年中國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就高達6400萬人以上，財政供養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約為1：23，已經達到甚至超過某些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如此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員規模，以及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對稱的財政供養人員負擔水平，必然會導致財政支出的長期性剛性特征，也就必然會導致稅收收入的剛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偏好于使用政府財政資金，作為產業政策的主要實施工具，這就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各級政府稅收支出以及收入的剛性特征。

因此，美國計劃推出的全面減稅政策所產生的巨大壓力，就必然會傳導到中國的機制體制改革方面，傳導到中國最為根本的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的認識和改革方面，成為倒逼中國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約束政府對微觀經濟諸多不當干預行為的重要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國提出的全面減稅計劃，表面上是國內的一項經濟改革政策，實質上謀求的是全球經濟競爭優勢，最終體現的是國家制度變革能力和動力的競爭?！耙皇て鹎永恕?，面對美國最近一系列帶有“美國優先”“美國例外”印記的咄咄逼人的競爭策略，別的國家肯定不會袖手旁觀，束手待斃。

美國所推出的全面減稅計劃，不僅僅會對中國造成影響，也很有可能會誘發全球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減稅浪潮。因此，全球就必然會被美國帶入減稅競爭的軌道之中，最終被導入制度改革競爭的軌道之中。

從美國自身的制度改革來看，持久存在和逐步加大的貧富分化、高福利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利益集團固化等一系列難題和困局，在短期內顯然難以改變。這就預示著美國全面減稅計劃背后所涉及的制度改革和機制體制改革，必然障礙重重，成敗難料。

即便這樣，美國已經點燃了全球新一輪經濟競爭的狼煙，開啟了全球新一輪制度改革競賽的序幕。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主動改革的國家，才會立于不敗之地，才會是最后的贏家。

美國提出的全面減稅計劃，表面上是國內的一項經濟改革政策，實質上謀求的是全球經濟競爭優勢，最終體現的是國家制度變革能力和動力的競爭。